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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2018-11-21

规划大厦201

摘要: 特里·梅洛在本次论坛上阐述了发展可持续城市的必要性,并分享了可持续城市的十大战略原则。他强调可持续发展是一场新的战争,需要多方合作,希望中国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军人物。对谈嘉宾马向明同样做了简短的分享,他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解析科技资本对城市结构的影响,并以此连接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特点。

活动回顾

全球变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场新的战争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这个会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有可能找到一种能够使市场和生产的增长,与尊重有限的资源和人群相协调的经济模式。但是在被提出后的三十年,这个概念真的已经实现了吗?1994年,那时候人们估计全球都市化率是25%,也就是全球所有城市数量占全球的比率是25%,也就是16亿城市居民。但是目前城市化比率已经达到54%,城市居民达到了40.5亿,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高达66%。届时,进入城市或者是在城市出生的人数将达到66亿。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化每年增长率高达2.3%,这个比率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只是一个平均值,它掩盖了国家之间的差异。从1945年以来,每天有超过13万人在一个城市出生或者是进入城市生活,到2050年的时候每天将涌现22万名新的城市居民,而且他们在基础设施和建筑方面有刚需,这就相当于每周在地球上冒出一个新的城市,这个城市要容纳150万居民。

我刚刚讲了一些粗略的预估数据,但是原始数据已经加剧了短期需求与可用资源之间最大的不平衡。正是城市工厂的持续增长,带来了运输、工业和能源方面的巨大需求,它们是造成地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为核心。可以将城市的发展归结为三重等式:第一是未来30年内推动全球城市年均增长2.3%;第二是保持全球经济增长为城市增长提供资金;第三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抑制全球气温上升,使上升的幅度保持在2摄氏度以内。

大家必须理解,可持续发展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或者是科学的辩论,它是一场新的战争,而且是星球性质的。它与以往的战争截然不同的,它有一种新型特征,因为我们面对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是人和人的战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打倒正在与之战斗的人,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打倒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渴望健康,希望有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绿色的星球、幸福的城市,有公平的经济;另一方面,大家仍然在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污染大气层、生产大量无用的物品并进行浪费、损害其他物种的生命、造成大量的垃圾并扩散,我们需要找到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应对之策。面对不断上升的危险,大部分人都在火山上跳舞,就像这幅图片,这是我们在空中拍摄的加利福尼亚州大火的场景——地球上正在发生这样的灾害,但是大家只是观望。我们的困难不仅在于摸清脉络、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更在于全球存在极大差异。

加利福尼亚州大火

简而言之,最贫穷的人或国家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最大,但是他们却没有钱没有资源应对;而最需要对气球变化负责的人或国家没有实现他们的承诺——两个世纪以来,他们的行动导致在大气层中臭氧层变得稀薄以及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繁荣。在这场斗争中,单独行动是无效的。这也是为什么世界气候大会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未来至关重要,因为这构成了我们行动承诺。在签订国际气候合约之后,每个国家都要履行承诺,这也是事情变得复杂的地方。

发达国家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他们对气侯变化的责任更大。欧洲,尤其是法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可测量的成果,可以说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是世界的领军人物。但是欧洲的特点是他们不需要弥补人口增长对气候的影响,而人口增长在其他地方则是影响环境和地球非常重大的一个因素。新兴国家要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与生态问题之间的协调。但是新兴国家没有做好准备去进行立法,教育,废除旧的做法,组织新的部门对环境进行监测和评估。其实,为气候采取行动和为发展采取行动,两者并不矛盾,我们的解决方案不是让经济衰退,而是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已有研究表明,我们需要投入全球1%GDP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如果我们放任灾害的加剧,人均潜在消费可能下降5%-20%,所以真正的灾难反而是自由放任。因此,我们有必要尽快转让技术知识和立法建设,从而遏制地球走向深渊。如果大家普遍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如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准确——2100年全球温度将增长5-6摄氏度,那气候将会是致命的。

建立可持续城市的五个层面

可持续城市的有效实施涉及到五个层面的角色和行动。五个层面是指全球层面、大陆层面、国家层面、区域城市层面,还有具体操作层面。其中,建筑师属于具体操作层面。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伟大人类的成就只涉及这五个层次当中的两个或者三个就可以实现,比如20世纪互联网的建设,他们可以作为我们赢得气候战争的一个参考,但是应对气候变暖必须是五个层面的协调、协作行动。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未来,谁将扮演领军人物来领导这场行动以应对全球挑战?欧洲是不可能的,因为欧洲是由各个国家组成的,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联盟。美洲就更不可能,尤其是现在的美国总统根本不相信气候变化,也不准备应对气候变化。所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中国。由于中国国家的国力、经济发展、行政的组织机构,还有中国正在面对切切实实的这些威胁,使得中国既有能力,也有动力去成为领军人物以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在2015年中国已经签订了《巴黎协定》,但是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创造绿色环境的道路上还有长远的路要走。这是因为中国在协调能力及整体规划上还有所欠缺。

再回到刚刚提到的五个层面,我认为具体实施层面应该依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能力进行协调,通过统筹规划的方式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计划。另一方面,中国还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放缓了,它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欧美国家城市化的水平,也就是到达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水平了。我总结了中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四个方向,第一是要重新规划城市,第二是要进入低碳时代,第三是要控制能耗,第四是要进口新的专有技术。

可持续城市十大战略原则

现在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也是法国IFADUR建筑设计事务所过去五年在中国的经验。我将这些经验以及我十几年来的反复思考总结成构建可持续城市的十大战略性原则,希望通过我们未来的实践能够使得这样一个乌托邦的画面转化为现实。

乌托邦画面:公园大道 城市绿脊

第一个原则是要反思未来或者畅想未来。城市规划的传统做法是从当今社会获得的知识来预测未来的城市,这种传统做法经过15年的验证已经变老,不适应现在的形式。而我们现在要设计的是15年之后诞生的城市,在投入使用的时候已经变老了30岁。如果在过去40年,中国没有经历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变化,传统的城市规划不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而经过巨变中国仍然秉持1985年或者1960年的标准来建设自己的城市,我们有必要扭转这种做法,并且要有前瞻性,以世界的未来为标准。比如由于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远程学习比传统教育模式更能快速渗透到所有的农村地区,可以说是农村社会转型和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的载体之一。因此,人工智能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城市化模式。

接下来几张图片,我们向大家展示的就是Mosbach项目,这个是一个长达30年的城市规划项目,我们用20年就已经实现了创新,形成法国城市规划的模式。在这个项目的中,我们运用了十个战略性原则来进行设计和实施,它是西方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灯塔项目之一。

Bohigas-Mosbach(1999年)方案展示
A sustainable city today

第二个原则是共同生产以及土地利用共融。所谓“共同生产”是在所有可能产生联系的对象间实施循环经济,这意味着城市和农村间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得更多。在此前提下,我们有了相应的较为激进的解决方案,比如针对南沙的解决方案,黄河河口的整治方案。这些方案是建立在共享生态设计下的,它是农民和企业家之间矛盾的解决方案。

同样,我们在天津南部有一个面积达350平方公里的广阔实验场,这个实验场是用来建设现代化高科技农业和盐渍地的整治实验地,这项研究涉及到各个领域的参与者,包括教育、技术、社会、住房、交通等等,而且农民的参与度也是非常深的,农民在这过程中转化为工程师。作为城市规划者,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今天,而是要预判未来可能的发展,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我们的观点需要实时更新,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走廊

第三个原则是通过精细的公共交通网络进行城市建设。尤其是大都市和高密度居住区,一旦交通过度饱和,这个城市就变得不可忍受了,所以要预判未来城市的交通图式。我们预测未来的城市公共交通都是以线性模式运行的,这有利于沿线的设备集中和城市的密集化。但是这种线性方案有限制,我们正是要采取一种方式弯曲它们的四肢,让它们相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形成放射性同基模式的翻转,在这种模式下时空可以相遇,形成一种环状的模式。同时,地理中心将会越来越被保留,公园、城市农业、休闲中心、大学、住宅小区、土地或者是生态保护区,它们共享整个交通环路的心脏。

我们在斗门(位于珠海市)的项目里对这种环状交通模式进行了测试,项目的占地面积达到650平方公里,相当于大巴黎的面积。它目前只有20万居民,还有一些重要的工业中心,但是它计划到2060年居民会扩大到250万。我们根据研究提出建立一个循环城市的规划,在我们的规划之下,90%的人口可以在30分钟内到达这个城市重要的运输点,并且没有改变已有的汽车道路网络。我们通过这种激进的方式预测在未来的城市中,汽车的使用会大幅度减少,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和能源浪费,同时又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舒适度。

珠海斗门战略规划

第四个原则就是围绕大型交通枢纽点建设。交通网络的互联首先要考虑的是要推动城市集中,因此更多被谈及的是环路和线路的交叉。联运位置选择的重要因素是大型设施,不管是公共的场所,比如医院、学校、博物馆、图书馆,还是私有场所,比如商场、商务中心、研发中心。

根据这些原则我们最成功的实施例子是巴黎的拉德芳斯,这个地区占地2公顷,每天有40万的人流量,包括20万个就业岗位,以及居民是4万个居民。我们非常细致地研究了这种公共空间,还有具体细化空间的再开发。这个就是拉德芳斯的,是大巴黎中重要的战略基点,它的运输方案符合城市环状路和集中节点的原则。

拉德芳斯

第五个原则是发展城市的多孔性和渗透性。城市的孔隙率或者孔隙性是城市自然空间和建筑的联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海绵城市,城市的孔隙率跟土地使用密度是成反比的。一些历史名城和城市中心的孔隙率接近于0,如果孔隙率达到了0,它就是这个城市运转不良,甚至是造成灾难的重要因素。一个负责任的城市规划师,必须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具体情况把这个比率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保持孔隙率是生态多样性,促进城市农业发展,以及在城市空间里吸收碳这些方面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愈发人工智能的城市中,人们愈发摒弃人工痕迹过强的景观设计

第六个原则是倡导就近性和多样性。可持续发展跟雅典宪章和城市区划时代的做法截然不同的,可持续城市的发展是对城市多样功能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研究和再组织,并且尽可能给最多的人口提供就近设施。就近性是所有人生活便利的保证,是使城市和社区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各阶层混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近性和多样性两者结合才能最大程度减少城市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提倡重新修改地产的价值观,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衡量城市的经济价值。

第七个原则是创造能源自给自足,也就是促进能源利用的自给自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是廉价的化学能源,但是这种能源的消耗对于环境有着非常严重的损伤,而这个代价是由下一代来支付的。所以要对土壤、水源进行整治,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项目。我们有必要开发所有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城市就近开发,从而减少对化学燃料和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缩短运输距离。在建筑行业方面,我们要重新定位,使用新的节约能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一个年轻的法国工程师一起在中国引进了负碳平衡材料的系列,比如这种汉麻混凝土。

使用生态建筑材料

第八个原则是管理水系统的韧性。中国的水资源面临重大环境威胁,中国现在致力于解决的最基本、最致命的挑战就是水资源的污染和浪费。除外,还有土壤的侵蚀、排水网络的缺失或者是过时,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大规模降雨以及海平面上升,它每年对中国大城市安全构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

面对这些威胁,应该要对整个国土面积的地下水资源进行系统管理。我们的案例是位于昌黎国家公园中对山地的保护研究,还有对珠海横琴岛的开发项目。珠海横琴岛项目是建立在尊重农业灌溉路线作为城市基础布局的核心理念上的,城市具有一个特定的身份,它拥有不同的交通工具、多样化的景观,同时,这个规划能够完全应对水的威胁,重建水的恢复能力,我们把它叫“水的记忆”。

珠海横琴岛

第九个原则是通过城市本体的标志元素打造城市名片。没有一个伟大的城市是没有伟大的建筑。在它的领土上通过象征性的、地标性的建筑来构筑它们的特色是政治的特权。如果我们符合其他几项战略原则的应用,我们才会讲第九条原则。当地的政治领导人有这种品位,他就会跟伟大的建筑师一起留下真正的创造,因为构成城市地标是重视城市空间、为居民服务,也是未来的巨大荣耀。这种地标式的建筑会加强社区或者集体的归属感,它加强了社区和在地居民的联系,也加强了居民对可持续发展一种集体归属感。

第十个原则是加强街区特征的塑造。也就是说仅仅是通过标志建筑并不足以构建整个城市的名片,我们需要在这个进程当中走得更远,需要共同行动来构建城市不同区域、不同社区,建立身份认同感。这种身份和城市名片由城市建筑重要元素组成,由决策者、建筑师和园林设计师的通力合作实现,通过他们的工作揭示城市的灵魂,建设与老城相协调的人性化尺度,这就是城市景观的作用。所以城市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式,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形式,是通过构造形式的这一过程让大家对城市进行理解和阅读。仅仅通过冰冷的社会调控或者对模式的盲目应用是不会产生城市灵魂的,城市的灵魂属于他们的居民、属于这些伟大的建筑师们。

与老城相协调的人性化尺度

最后,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终于到达今天的主题,我希望从这一点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我要向建筑师表示我崇高的敬意,因为正是你们构筑了我们城市的灵魂,是你们使得地球变得可居住,是你们让地球散发出芳香。谢谢大家的耐心,听我讲了这么长的时间。


范钟铭:感谢梅洛先生的演讲,其实可持续发展的话题也不是今天才开始提及,可持续发展是十八大以来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梅洛老师给在座的建筑师,我们未来的领军人物讲了非常精彩的十个原则,这是未来的领军人物要追求的十个方向。这点我是觉得体会挺深的。

说到里面讲的这些内容,我想有几个方面确实是引起我们关注。一个是2015年中国签署《巴黎协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转折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为什么会承担这么大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全球碳排放的结构就知道了,城市占据了我国碳排放的70%、80%。如果这些碳排放能够得到相应减排,就意味着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为目前的气候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工作方案。梅洛老师讲的十个方面原则至少有几个方面原则我们做得还不错的,一个是国内正在做的海绵城市,就是低冲击方面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住建部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然后就是水资源管理、水安全以及能源、新能源的使用等等。

但是也有一些方面做得不是特别好,就是我们土地的管理,我们没有一套系统的土地利用规划能够符合我们现有的城市空间框架去解决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理念就是自给自足的原则。如果所有的城市都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的话,我相信零排放、负排放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跟梅洛老师联系,探讨一些问题,比如在自给自足的原则基础上,我们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投入,其中的投入免不了有一些高碳性的建设。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另外可以结合深圳的情况,深圳在规划领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通过设计一个管理指标强化低碳建设,光明新区通过包括径流技术在内的若干项绿色生态城市的指标指导日常的开发建设。

下面马总给大家带来创新的主题话题,他的题目是创新力量对城市空间范式的影响,这也是他最近一直在考虑的重要的研究,今天他跟大家分享这个方面的主题,大家欢迎!


创新力量对城市空间范式的影响

作为规划师,我们是提出问题,怎么解决是靠建筑师了,所以这次我主要分享自己所观察的创新力量对城市空间范式的影响。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粤港澳大湾区提出了一些目标,要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打造国际创新中心,构建生活圈。第一个目标应该说是很宏大的、包罗万象的,但是达到国际创新中心是具像的、很具体的目标。实际上珠三角确实逐步成为广东和中国的产业创新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就北京、上海、合肥、广东这些地方的科学装置覆及度来说,广东、特别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城市深圳,确实在创新方面是异军突起的。

科技创新成为新的资本力量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听中科院的杨保军院长谈了一件事,他说现在全球的十大上市公司前七个都是科技公司,我就说这个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如果少也就罢了,但占70%那就是占绝对性、主导性的事,所以就引起我的关注。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时代的脉络,1980年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里,80年代是石油帝国,然后到汽车、消费、科技,然后网络泡沫、金融,科技到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七八年了,是一段挺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科技资本在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越来越大,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我前几天看一个文献说如果你要去美国读书,读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这四个专业,不管读什么学校,你的报酬都比读艺术的高。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科技的时代。现在的问题是科技时代到来给城市提供了什么?

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曾经谈过资本循环,他是谈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分别占主导的两个时期,而城市结构的转变其实是资本内部的转换。在工业时期工业资本占主导力量,城市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地都是工业资本所占据,包括我们港口码头旁边的地。比如东莞是最明显的,当年做规划第一个要满足的经常是工业用地需求,而且占比高,50%的用地都是工业用地。当然,他们不会把工厂建在中心区,但工厂是优先选地的。到金融资本占主导的时候,金融资本选地,按金融的区位形成城市结构,是城市空间结构的组织方式。在工业化时期因为废气污染大,所以形成居住、商业和工作分区的结构。到金融资本的时候则是CBD集中,中心化,所以城市结构变成了这样。我在想如果是科技资本占据主导,那么我们的城市结构又是怎么样的?

科技资本对城市结构的影响

顺着这个思路来看,最近几年的大湾区项目中每个城市都向中心区聚拢很多平台,实际上就是中心化的过程,是一种服务业总部经济占主导时期中心化,而且现在功能分区化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在中心化过程中,由于大湾区有多个中心城市,所以中心化的结果未必是在某个城市的中心,而是在湾区的中心。

湾区平台发展动态图

讲创新,有人在进行统计,就是过去全球化时期建立了一个全球生产网络,全球有六百多个城市参加,英国GaWC排名包括全球七百多个城市,所以差不多六百多、七百个城市。但是有人说全球创新网络才四百多个,也就是说好多城市未必进入这个系统。那么这个创新网络跟生产网络有什么不同呢?刚才说到生产网络有全球城市的管理,金融资本加上生产企业这一类东西。创新网络则有三方面,第一是知识生产,就是大学高校,第二是很多创业者创客,第三个是把它转化为产业化的巨型公司甚至跨国公司,这样三个东西来组成。我在思考这些创新力量怎么样对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城市结构产生影响。

微观层面:以共享办公为中心的空间设置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些地标性建筑,刚才谈标志性, Apple Park是地标性的,是巨型的办公楼,可以容纳1.2万人在这里工作。这个巨型的办公区域是炫富还是有其内部逻辑?

我们说企业第一是讲效率,不会第一跑去炫富。我们再看Facebook的办公楼,刚刚投入使用时是一个五百多米长的建筑,一层是架空停车,二层是建筑办公区,三层上面是一个屋顶花园,这样的逻辑是什么?

Apple Park

我们再看广州,广州琶洲最近几年的产业规划都指向互联网公司,所以腾讯、阿里巴巴、唯品会都在这里买了地来建,这是政府经过城市设计、国际招标等等最后形成城市规划,然后提出设计条件定的供地。我们也看到一些报批时候的资料,这些规划实际上都还没有建成,你看这个很有意思,这些科技公司拿了地以后不是像地产公司把建筑“拉高”,而是把建筑“打扁”,把高度压低的同时面积不能少。可以看出创新影响下的办公室设计趋势,因为创新要讲究协同,面对面的交流,所以通常办公场所都希望是大通间的形式,它不希望空间零零碎碎的。我们看唯品会,用裙楼把原来四栋塔楼连起来。它的设计亮点就是大平层办公,这是在微观上面的一个变化。

唯品会设计亮点之大平层办公

回到这种影响的内在逻辑,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还是看一下文献,创新最早是熊彼特在1912年提出的,他认为创新是企业行为,包括发现新的市场、新的产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不同的生产要素或者用新的材料来做一件事,它和科研不是一回事,是一个企业行为。到1996年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份报告中,讲到传统观点认为创新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伴随着观点创新开始科学研究,然后是产品开发,进入市场,是这么一个全线的周期。但是这份报告认为创新有多种来源,包括生产能力新的发现、市场新的能力认识等等。我个人的观点是,创新是一个片段,而不是一个从发现到产品投入的全过程,所以过去可能认为创新是纵向性的,而现在更多是横向性的。创新需要跟不同的行为者,包括企业家、实验室、科技机构、消费者进行交流。这就能明白为什么香港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会跑深圳来创业,因为消费者在这儿。他如果待在香港,也就不知道这里的消费者想的是什么东西。

另外一个人,Steven Johnson写了一本书(注:《伟大创意的诞生》,2014),我看了后印象很深,他讲创新的自然史。他说细胞的起源就是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创新。生命是从一个分子发展而来,细胞层的几个分子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最原始的东西。首先细胞间要有临近性,太远了没法组合。第二是要有东西维持结构的稳定,并且存在一个可以流动的液态网络。这里面引申出很多东西,也就是说在一个公司里面会有很多人,所以建筑设计要增加面对面的机会,见不同的人,这样才可能有一些好的idea,这是微观层面。

中观层面:第三空间的出现

在中观层面,有一本书是2014年出版的《创新城区》,讲的是从硅谷回到中心城区的现象。还是说那些巨型公司,我自己到Facebook走了一下后确实感觉很惊讶,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机构、公司是起重大作用。我们过去讲规划大厦是一栋很好的办公楼,后面有一个香蜜湖,这么多绿地,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区位。但是在Facebook办公区是十几栋楼挨在一起,这些楼内部组成一个内街,外部就作为停车的地方。所以你看平面图,第一印象可能会觉得是一个Shopping Mall,里面是商业步行街。但在Facebook这些楼里面实际上不是卖东西的,都是一些餐厅,一般在一楼,外面是让人可以交往的设施,比如座椅、打球的地方。

Facebook总部

再看旁边的Google,Google也是几栋楼连在一起,中间是一条步行街。这条步行街里有各种设施,你可以干各种事情,整个就是一个企业做的一条步行街。我去看了以后很惊讶,为什么要搞这个?传统观点认为,创新在办公室里面,但是办公室里要有等级,所以最好的创新空间是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没有等级大小,第三空间是自由的,你要做学术演讲跑到这个楼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主任来,这里有等级。现在看到的没有等级的场所,自由的场所,这其实是城市里的创新空间。那么我们可以理解,还是Steven Johnson说的,其实我们经常有很多灵感,这个灵感如果没有连接就注定只是灵感。伟大的创意经常是半成品的,半成品受到了启发,最后形成自己的产品。事实上有一半的想法可能都是“偷来”的,创新不是要想所有的事,而是要接触不同类的东西。

Facebook办公楼下面还有游戏机,整一个游戏机在那里干什么呢?理论上来说,你想东西的时候经常是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这时候需要离开你的想法,要有一点别的东西。这种组织方式是一种工作、娱乐没有界限的场所,不只是以前在工作、办公的时候停下来喝杯咖啡,还要干点别的来刺激一下脑袋,让混沌的状态放松下来。

Google总部

因为我们讲的是产业空间的布局,是要回答产业空间发生的变化究竟是什么。那我们回过头去看,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产业区,产业聚在一起有很多优势。我们常说的聚集理论,其实早在1890年就提出。Manuell Castells、Peter Hall这些人在1990年提出科学城,就是政府可以建一个科学城。科学城基本上就是一栋办公楼,像我们这个是典型的,就是一栋办公楼,旁边是绿地,这是我们心中的典范。但是现在的状况下,办公功能是用交流空间粘合的。楼与楼之间是粘在一起的。这张图是Google的办公楼,就是tower in the park,用步行街连在一起。

Google办公区

宏观层面:网络节点型城市结构的形成

再看宏观层面,回到大卫·哈维所说的,当一个公司具有绝对性的资本控制力的时候,它会在城市里做一点事。金融公司在厉害的时候,它把最需要靠近行政区域旁的居民区挪走,改为自己的办公楼,因为有钱。现在的科技公司也是,旧金山的高铁旁是Salesforce总公司,它把高铁站连到办公楼一起来做;伦敦的欧洲之声的后面有Google,Facebook。同时,当地政府也欢迎你,就像当年东莞欢迎别人过去办工业一样。这种科技公司有资本去占领这些优质的场所,而轨道的枢纽就是现在最优质的场所。我们再看一下日本,Google总部跑到涩谷旁边了。实际上就回到前面说到的,就是为什么在当前创新时代科技公司要回城?

Google与Facebook的英国总部先后进入国王十字改造的区域
谷歌日本总部在涩谷的选址

有一篇论文说到制度厚度与创新的关系。我们知道创新需要很多信息,信息来源哪里?信息通过社会组织来,所以制度厚度厚的地方信息浓度就高。这些公司有能力,它就挤回老城里面,因为这里是制度厚度高的地方。科技企业依托自身强大的资本能力通过占据中心区位和流动性最高的地方来增加制度可接触性,因为它有这个钱。如果说金融资本时期最强大的是金融资本,城市结构表现为中心化。那现在创新资本主导世界,它是网络化的。它不像金融资本,占了一个地建一栋楼,今后吃喝玩乐全围着我。创新资本占据一个地方以后就形成一个小小的细胞单元一样的东西,我的人在这儿,我的吃喝玩乐在这儿。这样就很清楚,它是一个网络化、网络结点型的结构。

科技资本对大湾区空间结构的影响

有了这个看法,我们再看看珠三角大湾区。大湾区的空间结构有四个特点,一个是服务业推动的中心化和创新力量推动的网络化将共同作用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大湾区处在中心化与网络化并行的时期,一方面服务业在推动中心化,因为有很多公司总部要找地方。另一方面,创新力量将推动大湾区网络化的发展,包括松山湖就被纳入了深圳的网络,它是一种网络化的过程。

第二个,这种网络化是以轨道网为基础,在有特点的区位形成创新力量聚集的节点。它也不仅仅是轨道好就好了,也是别的因素叠加的。

第三,节点空间的组织是以“流空间”为基核,以“交往空间”为粘合,步行交往空间将成为一种场所组织的支配性手段。过去的一栋大楼什么都在里面,那是综合的时代,我个人认为它不应该是现在创新公司所需要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在户外,选择性的,它需要很多变化的东西刺激创新,在过去综合时代的室内空间一切可控的环境下没有意外,哪有那么多创新。

第四点是城市高空竞赛会发生变化,地标性的高楼还会有,但是塔楼的审美会从以苗条为美转向丰满为美。旧金山就是这样的,旧金山上的地标就是尖塔,现在科技公司做的一点都不尖,它要丰满,像平安这种尖塔型的,我觉得由科技公司来盖可能不再是这样的形态。我是很高兴看到这种大平层,别老是追求高的时代。当然,它要长倒不可能是整个胖的长高,但是它是要有丰满的。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