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城市论坛#2

孙一民:城市设计的工程理性原则

2018-08-29

规划大厦201

摘要: 孙一民教授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长江特聘学者,同时也是当代岭南代表性的建筑师与城市设计专家。技术理性是孙一民二十几年职业生涯里的核心理念,即追求建筑形式美的同时必须考虑技术的合理使用以及功能的合理规划。在本篇回顾中,孙一民教授以其作为琶洲总师的实践为例,详细呈现了上述理念与过程。对当下的城市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外来理念在中国会遭遇到的困境等进行了阐述,提出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应该面对和处理这种复杂,结合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地域状况形成一套好用且有弹性的规划制度和设计导则。

孙一民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设计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城市设计总师

活动回顾

审校、编辑/吴碧芳     图/源于网络

珠三角城市现状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交流。昨天其实很巧,一个是因为项目很有特点,另外一个是因为昨天设计竞赛得了一等奖的那个麻省理工教授,23年前我上过他的课。在同一年,就是1995年底,彼得·卡尔索普先生(新都市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在麻省理工演讲。

那个年代正是新都市主义从理念走向社会实践的阶段,课堂非常热门。我记得那天我们坐在比这个会堂还要大两倍的麻省理工讲堂里,发现前排坐了很多平时见不到的教授。那些教授一般不会去听某个建筑师或者教授的演讲,但那次他们来了。

我理解城市设计是从一个建筑师的角度去学习的。1998年回国之后,我们也参与了很多城市设计方面的东西,但是一直都非常难。刚才介绍的八个原则,我们今天看着很简单,放到实际操作里他可能会很复杂,不过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你要在中国贯彻下去很难。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工程技术的原则。新都市主义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美国的资源大家都清楚,比我们要好很多。有人还会说新都市主义的人,包括卡尔索普先生在内,他们住在别墅里面开着大车,却来倡导紧凑的城市形式,很矛盾。但我会把这种情况理解成,他们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会想到紧缩的状况。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是珠三角地区以及河口这一块的变迁图,昨天我们竞赛方案的评审也在这个区域里。这些变迁图,我记得以前也是从深圳这边拿到的,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区域这些年在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下,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面临城市的现实和资源的情况要比美国的状况严峻得多。我们之前和戴尔福特做联合湾区的研究,戴尔福特带着他中国的博士生分析了这个片区的情况。这里展现的变迁过程实际上历时两千多年,早年的测绘图纸是他们通过各种文献逐步拿到的,能看到当年三角洲核心城市从广州这个片区开始,怎么把这片海变成了今天越来越窄的状况。我们昨天评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继续在这个片区上又补了一块,大家也看到为什么深圳红树林需要保护,其实是城市不断蚕食到今天的结果,所以我们真要想想是不是要继续这样的状况。

这是我自己在飞机上拍到的三角洲状况,还不是最恶劣的,因为飞机飞到哪儿就拍到哪了。这种城市形成的背景其实是在我们强有力的规划权力之下实现的。背后去查的话,我们都有一套区域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则,甚至比刚才那八个原则还要复杂得多的原则,需要用更厚的文本来推介的原则。

但实际上我们的现实就是这样子,这也是我们某个地级城市展览馆里面展出的,但他们技术力量还没有深圳的标准,这种水平你看着不太行,但其实你不要笑它,我们今天画很多东西跟它都差不多,只是一个度的问题,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专业的人,可以想想这样的模型背后代表的规划思想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们面临的东西其实非常复杂。资源的紧缺不用说,最主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国情,有很多最基本的内容,我们没有办法像新都市主义那样直接引进,甚至用我们的身份做出同样的设计结果,拿出来之后还是要面临很多的质疑和挑战。甚至包括小街区、密路网,我们从1999年就开始做,那时候就被人反馈说那是美国人卖地划的格子,你们怎么也把我们城市规划成这样?

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有很多机会,但经常遇到一些非常沮丧的状况。从我个人的角度的来谈,有时会不知道的我们的学界在谈什么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把理念落实下来时,我们发现所谓的规划也好,城市设计也好,不过就是帮开发商拿地,然后转成建成用地,通过控制容积率这些东西拿回报。这样的现实,一部分直接对政府,一部分直接对开发商,但大家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把那个土地快速拿来,这是非常麻烦的。

城市研究:科学化佐证城市设计

对于这个地区来说,我们发展非常快,也有大量的投入,这是非常高效的一种做法,我们有很多城市设计的机会。这些年我们有机会做的时候就会参与很多项目,有机会参与咨询的时候也会咨询。另一方面,平时我们会结合现状去研究。尽管很多地方不理想,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做到。

现有的城市状况

这里面的现状包括我们现有的一些城市状况,有时需要跨学科,比如物理的模拟。我们曾经希望探讨在我们这样的气候区里,是不是小街区更要有一些自己的气候特点。这很无奈,现行的所谓日照间距其实在海南都在查冬至日的日照间距。说出来大家都觉得可笑,但是最后监管的时候还是要出冬至日海南日照的建制图纸,其实这个状况非常可悲。

所以我们结合论文对现有的街区、现有的状况去做研究,其中包括一些尺度对比的部分。这些研究回应的是为什么之前所提的八个原则如此明确了,还要做这些研究?因为我们面对的受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说服很多东西,我们要说服领导,还要说服同行,最重要的说服评委。

公共交通密集型规划

我们的研究也包括公交密集型规划的部分,就是刚才乔伊•斯刚嘉先生所提到的公共交通导引城市规划。TOD的概念早就说了,2002年的时候,我在某个重要部门出来的设计竞赛招标书里看到真的专门写TOD,所以把国际合作的教授笑喷了,本来是公交导引的,变成了高速公路导引整个城市的状况。

后来我们反过来想办法去研究广州地铁,看看随着地铁线路的变动,这个城市形态会怎么样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中跟历史的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呼应,以及土地强度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我们习惯于从上往下做指令性的管理,但是在地铁这个研究上我们有了另外的机会看到从下往上经济主导的城市活力,以及看到城市生活主导的格局是什么样子。

研究成果的应用

这些研究合起来,我们做设计的时候,就多了一个更加科学化佐证的机会。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慢慢积累了一些做设计也好,做研究也好的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方法论上的准备,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街区研究。还有就是更深一步,结合我们的气候条件对城市机理的研究,其中还包括很多传统建筑的处理。

我们这个地区处理传统建筑的一些做法是跟城市、建筑师结合在一起的,这些结合有考虑气候的因素,也有考虑文化传统的因素。这些在今天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文化保护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那些空间的做法有没有转接到新的建筑里,比如建筑气候空间的概念,大家司空见惯的骑楼空间,还有廊道上的空间,都属于建筑气候空间概念的范畴。

骑楼空间

昨天我们在这个规划大厦的楼里完成一天的工作,晚上从这个楼进到旁边的饭堂,突然发现大概有三十米、四十米的距离,没有飘蓬。就那一段距离,你必须想办法。我想在这个楼工作的人一年下来不知道有多少次被那三十米拦住,这是一段足够让你非常尴尬的距离,因为你没有伞。

我问保安,保安说我这儿有一桶的伞。这非常奇怪,其实也不奇怪,我最近一年在深圳参加很多评审,从来没听到设计和评委讲要怎么尊重岭南气候。在广州这是不行的,广州官员也会问亚热带气候怎么弄。深圳这边以北方为主,包括我自己经常不带伞,所以碰到那种状况非常尴尬。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的城市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内容拿来研究不是一个设计的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会对我们设计有很好的佐证机会。

成果理论化:导则编制

有了这些经验之后,我们希望能结合导则的情况,看怎么控制才能形成这样一种建成的环境。在这个导则编制的过程中,我们希望把公共利益前置。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关于琶洲西区的,我在后面统一再谈。

在这样的导则体系里面,我们这些年希望能在前面的研究基础上形成一种机制去实现它。这过程中发现我们现有制度确实有一些问题,我们貌似有一套严格的监管系统,也确实是严格,但实际上有很多内容是达不到的,到最后建成环境那一刻是有缺漏的。

琶洲西区:一次改变控规的实践

琶洲西区规划效果图

在国内很多城市,尤其是最近两三年都在试行地区规划师的制度,广州在2013年左右也开始有这样的制度。但是我们觉得地区规划师和地区城市设计师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城市设计师其实有很多工作会结合工程技术的点,习惯也跟规划师不一样,所以上面这些项目算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准备和预热,我们在设计时同时也会考虑规划部门管理的角度,以及行政效率的角度,广州行政部门有这个诉求。我之前觉得很多城市设计内容不知不觉就会不知道到哪个部门管理,最后控制都消失掉了。

2014年的时候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个能运用我们研究所得和实验的机会,就是琶洲西区的城市设计。这个项目很像大家最熟悉的操作过程,是广州新城区一个新轴线旁边的地块,琶洲实际上是河涌和珠江围成的岛,中间的会展中心已经建成,之后有两块待开发的土地。这块地还保留着有点像深圳超级总部基地的概念,旁边就是最密集的、最有标志性的片区。

当时政府从管理的角度希望找一个总师来负责这个片区,主要的想法是要通过对后一步建筑设计的控制来跟进服务,提出了五年的周期。

我们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背景就是这个范围,基本接近2014年的状态。当时这个片区经过了多年发展已经有一个规划了。我们在这个规划的过程中提出来一个条件,就是作为总师之前,我们希望有一个城市设计的优化。通过优化,我们改变了原来的控规。

琶洲规划范围

这个改变今天说起来其实比较容易,但是在2014年的时候还是不是很容易。我们现在正规的体系里面也还是这样,就是默认控规是法定最后的结果,城市设计要在控规的基础下去做。那么我们就要想城市设计到底是什么。

在那种状态下,城市设计其实成了一个规划的画图,然后把各种愿景描述出来就完了。要不就是城市规划是变成城市装修,城市设计来做一下这个图形。过去的十几年基本上做正规城市设计的时候,都是告诉我们控规已经完成了,所以街区是不能动的。

做琶洲规划的时候,我们提出要修改控规。在当时的管理状态下,我们运气很好的一个地方是我们行政领导同意了。当时的行政领导就是今天深圳的市长,当时他在广州负责这个项目,所以我们进行比较顺利的交流之后,改变了一些内容。

公共服务配套密度

结合我们的体系,以及刚刚提到的八个原则,我们首先修改的一点就是加大了公共服务配套的密度,原来的规划体系里面这些指标也都有,但区别是在密度上,我们希望内部的交通联系更便捷,包括慢行系统。

这几个原则下来,我们做了这样的设计。可以看看前后两个设计区别的对比。我们获得认可的原因,实际上是政府着急挂牌出售土地,按原来的控规大概有九块地可以挂牌出售,我们用小街区、密路网重新规划之后,政府看到有十五块出售,很划算,就继续给我们机会深入去做。但我们变成十五块地的前提是绿地没有减少,而实际上增加了路网的面积。

设计优化前后

在这些控制里,我们也提到希望能实现更多的弹性管控。但有些东西和我们现在的体系是不太兼容的,因为我们的体系不希望有那么多弹性,那个弹性其实本来可以增加城市多样性。但是我们希望更加纯粹、更加简单、更少后边返回来审计的问题,所以很多弹性的原则非常难实现。

高效紧凑使用土地

第二条,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高效紧凑使用土地的概念,因为这一块就在原有基本建成的CBD的旁边,我们觉得这种土地使用方式真的很像深圳的香蜜湖。于是就把原来的一些积累和分析拿来探讨,之后我们发现够密的话,高层之间阴影的遮挡其实对它的热度环境还是有好处的。

混合使用

于是我们也提出了混合使用的原则。在我们国家的规划理念里面,混合型的土地使用其实非常难。深圳还相对好一些,有一个M0的概念,在别的地区更加难。所以在这个片区里我们希望把这个办公和居住的功能混合起来。尽管都是总部,我们希望有可能的话,高管也有机会在自己公司楼上的公寓里面居住是最好的状况。

地下空间

还有就是地下空间,这个片区里原来有两条地铁线,还在规划新的地铁线,所以我们想把地铁站点的选线和小街区结合起来,这其实非常难。大家应该有过这种经历,你要是和地铁设计院探讨它的现行基本上没有他听你的,都是你听他的,而且他不告诉你原因。

我们在这里发现原有的规划有点险,可能一条线过去,我们好几个街区就损失掉了。如果在原来大地块的情况下问题不大,但是在街区小到已经不能再小的情况下,直接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最后没办法,只能和地铁人员说,你把你的数据告诉我,比如你说的最小半径是多少、距离是多少。你不要告诉我你做什么,我用你的原则划一条线。划一条线他们就认可了,包括这个曲线的,这是我们重新梳理之后的街块。

琶洲交通规划图

这里面大一点的街块都是我们接手的时候已经既成事实,已经售出的,我们没有办法。其他的小街块是我们重新定位的,会有这样一个对比,左边是他们原来的控规,这是我们优化之后的。

优化包括了路网密度的数字改变,还有街块的最小化。因为我们是建筑师出身,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地块可能做的高层建筑都有做预估的设计,然后按照咱们交通出入口的习惯把这些布局给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再把它反馈到导则里面。就因为有这样的过程,我们才敢把地块做到那么小。

轨道交通的选线和布局

这是轨道交通的选线和布局,我们尽可能把两个交叉站点在步行范围内拉开一段距离。广州这边现在是有一列有轨电车,我们跟轨电车公司商量做了一条加密线。这种有轨电车,目前城市是把它当观光的游客线,实际上它是完全符合欧洲最新的标准,就是车和轨是混行的。

车轨混行交通

但是在中国,我们听到的信息是说不允许这样,为什么呢?沈阳好像是第一个用这样技术的城市,第一天就汽车追尾电车好多次,所以那个电车轨道目前全是封闭的,珠海也是封闭的状况。

我们觉得这个加密线将来是要在街区里面走的,从车的技术上是完全能实现的,我们今天去欧洲看到新型的车辆都是那样子。这不仅仅是技术的思路,还需要全社会不同的角度去推介。否则的话,是没办法实现的。所以轨道交通这块我们把有轨和无轨都集中在一起讨论了。

我们还讨论了慢行系统。除了惯常之外,小街区里面纳入了骑楼街,骑楼街一方面是系统的要求,一方面是有地方文化的概念了。这块主要谈到场所的营造、景观的营造,其中一个是天际线的问题。我们不希望是单一的由一条线控制,我们希望把那个弹性放进来,形成此起彼伏的状况。这话好说,但实际实施的时候真是有很大难度。

环境保护与地方特色

我们回到刚才放三角洲变迁的时候,这个片区都是逐步由原来的岛变成陆地填起来的。这里其实是河网纵横的,原来的控规把原来一条河涌取消了。优化的时候虽然我加大了密度,但我把其中一个原生态的湖泊留下来了,一个一万平方米用地的水塘,和它原来的河涌网络。

这个片区,在1986年以前,广州在珠江以南建的是工业设施,那时候城市发展的边界是以珠江为边界,边界以南就是像深圳宝安那时候的状况。1986年在这边建了珠江啤酒厂,珠江啤酒这个选址是很好的一个区位,到今天它厂址已经需要南迁了。

珠江啤酒厂旧厂址

我们结合这个规划尽可能想保留更多的特色,原来的控规也保留了相当一部分。但这里面还有一部分矛盾,就是这些把大型的啤酒罐拿走之后,留下很多又大又刚硬的混凝土架子,要把它拆掉。

我们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要拆?因为拆掉之后有国有企业要的,土地中心的,这个有指标的。我们就想这架子怎么办?国企要的是拆干净之后的土地,否则我不给你钱,所以僵在那里。

这时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可以替代的核心公共空间设计。因为我们的规划强调的是跟小蛮腰有一条多少度的轴线,但是国企是土地指标够就可以。于是我们就用另一块地重新做了一个设计,和啤酒厂做了一个调换。最后我们核心空间全部改变了,有啤酒架的地方变成了绿地,现在还在绿地上面,但总体指标没有变。

珠江啤酒旧厂改造后成为啤酒文化主题公园

地区总师制度

整个规划和设计建成之后还涉及到管理的状况。虽然我们前面一直说城市设计有一些东西在中国是没办法对接的,但琶洲有机会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刚才我们提到过地区规划师制度,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做了一些改变,叫地区总师制度,规划局也同意了。

我们整个合同应该是在国内第一个探讨地区总师制度的合同,里面包括导则的制定和后续的控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控制里突破一些原有的城市设计。

西方城市的设计有它的一套体制,我们在中国这样的体制,这样的资源背景,这样一个大众的状况,这样一个管理人员体系的背景之下实施总师制度,是十分需要我们好好探讨的。最近这两年,深圳也开始准备做这些工作。这些工作要交流的东西非常多,有些不太便于我们在这种场合去讲,可能坐下来聊天才能考虑得更清楚。

但是所有这些程序的复杂化不代表我们原则去复杂,委员那个原则,八条是够用的。但只是在我们这个状况下,我们要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去探讨,比如像我们这样一些不同的城市设计跟我们不同的行政部门、新的制度管理,在国际上其实是不太好谈的,要想把这个背景、这个框图之间关系讲清楚要费好大气力,大家其实更清晰。

这个过程里,我们五年的工作强度非常大。这是2016年的数据,我们的团队2016年全年开的会议平均每天超过一次会,有时候一下午要有好几家去探讨。这里面包括了业主方,也包括了设计方,也包括政府部门。

导则认知

为什么要谈到这个精细化管理的过程?因为这里面管理的过程和方式其实涉及到我们对导则的看法。中国原来是没有导则的,导则是最近几十年慢慢学会的,但是我感觉导则很快变成了另外一种情况。

首先是导则是怎么来的,背后没有设计。比如我们会谈到百分之多少的贴现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争议的。那东西都不是你设计来的,然后你估了一个百分之数字拿来强硬的管理到底能不能管理出来?或者那些数字到底适不适合新的城市?所以我们一直是希望导则的得来要有背后的详细设计。

这样一个导则其实也是一个土地出售前的铁令,在土地销售之前就把导则给到购买土地的开发商。这样他们在拿到土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个提前的规定,这个规定里面就包括我们基础的各种利益、各种原则。

这个导则里面其实还包含了我们关于节能技术的控制。因为我们发现可能在别的国家不需要,但是在我们国家确实需要。你如果在土地销售的时候不把这些条件写进去,后面它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悔,所以我们在这之前要做。这样的话,在这种背景下总师制度其实最后会变成一个多主体的制度,既有政府部门,也有业主开发商,还有设计师的。

在这样一个总师制度里,大家的目标不是保证建筑精细化的力量,最主要的是打造公共空间的品质。在我们现状里品质的问题非常多,比如我们建管方案审批之后,真正建出来之后其实是没人继续跟进去管理的。

沟通模式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片区,现在叫得更多的是互联网创新区。原本在土地出售前是一个公共空间,非常小,大概八十米到一百米的街区尺度,里面还包含一些骑楼。我们在协商这个片区的过程就像互联网创新区,我们有群,既有Q群,也有微信群,这些群里所有各家业主代表都在里面:每家设计单位有代表在里面,规划局有人在群里,我们总师团队也在群里。


互联网创新区

在这个群里我们是某种意义上的街坊,有些信息大家要共享,这样就避免了很多矛盾。不是说到我这儿来说你把我骑楼让一下就得了,我差个半米。我们回到群里要讲清楚的。所以这个群有点像西方谈事情,家里解决不了,到广场上解决,中国常常是反过来说是这事咱们回家悄悄谈一下就解决掉了。我们这个群实际上带有公共性质的,后来这个群确实起到很多作用。

这里面基本保留了原本的一些建筑和公共空间的体系,但结合了每栋的单栋设计,其实有很大改变,像这个模型其实已经变成审批之后回来的样子了。这个过程囊括了十多家不同的设计公司,也包括完全不同的业主,有些是非常著名的国际企业,也有很多地方起来的,有腾讯、阿里巴巴、唯品会,也有国美、复星。

这是两年前的状况,同时开挖。同时开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碰到一个问题,街区非常小。按我们以前的规划方式,那么大的地块,你自己开挖就足够了。但街区小了之后其实涉及到地下空间的共享,所以我们最后有很多地块是大家协同在一起,整体开挖,比如四个街区放在一块,协同之后省了很多钱。

否则的话,我们就非常滑稽了。那条路开挖完之后相当于两边顶出那么宽的空间,最后以路中心为界的时候到底两家谁要,如果不要,另一家是可以卖掉的。

所以后来我重新做了好多地块的招标,这个招标的过程其实就是地下空间互相的取舍,包括负一和负二层,也包括我们接下来一些地下公共部分空间的建设,所以在这里面是非常紧凑的一个排列过程,不管是垂直方向、横的方向都需要仔细计算。这些工作按以前的做法,规划局是没办法去适应的,我都给到了我们总师团队的工作量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地下空间的转变,里面包括我们对车位数的控制。中国车位数控制很奇怪,一方面是交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所有审批都要求停车量不能少于多少。如果不达到那样的拥挤程度,我们规划部门是不干的,所以建一栋楼要建足够的停车位,吸引足够的车拥挤好像才能表达我们规划的质量。

这个范围我们是反过来计算,我减少了地块,因为知道这个地方的基岩是多深,也就是说地下室超过15米之后就是岩石,如果要建地下室就要炸基岩了,施工代价非常高。我们就按照15米能排多少车辆,我给你倒算回来就给到你这个量,总体规划管理不少于多少就行了。这样就改变了以前的做法,跟监管有协调,大家也都觉得是合理的。

弹性处理

这里面包括河涌的改造、水系的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间隙太小之后,里面就不能再做环路。深圳的情况是很明显,到北方更明显,我们有街道,有很宽大格局的街道,预留有空间设置消防车道,现在还是规定性的状况,但是在我们这边不可能。

原来我们做小地块的时候,没有给内部消防通道预留空间,所以最后消防登高面必须用市政路,像我们片区里就这样往下推了。好在广州市消防局之前并没有规定说不允许用市政路,所以我们现在很正常的要用市政路。那么市政路这里又有技术要求了,市政路原来根本不想这块的。

大家在图片上看欧洲的那种街道,在建筑上出来一个街灯,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要出那个街灯,意味着市政电路要上到你的建筑立面。如果市政路要做消防,那个灯放在那儿就是影响消防登高面的。这些东西是搅在一起的,这纯粹是因为城市设计和总师的做法,希望以后管理更轻松一点,结果可能更好一点。

这部分内容已经不是原来城市设计下的图纸了,更多是工程技术的做法。这代表的是城市设计工作里最重要的工程技术的属性。

这里可以看到道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个道路剖面也不能按照惯常的做法在红线范围内做车行道、人行道、绿地的做法,因为旁边是八米骑楼,有这八米骑楼之后其实我可以减少用地红线到建筑之间的距离。

以前大家可能经常看到城市里一块所谓的灰色地带,有很多地下空间的排气口的地铁风景,然后地面上又是违法停车和乱收费的状况,这是景观处理的边界。在我们做的设计里我们景观的边界其实是到建筑结束的,所以这样有骑楼空间的道路,同样的宽度,我们会做得比惯常的市政路通行能力要求的车行道数量多。

多的原则就是我有一些人行空间可以减少,因为我们侵占了地块里面的公共空间,所以这块又恢复到这个地区是一百多年前骑楼街的状况。那时候骑楼街非常好的近代城市,通过技术方式又靠气候条件,非常符合我们这个片区,我们今天这个探索其实还是应该继续下去。

这里面我们看到导则其实一直在变,这个变的过程就是作为总师不断参与的过程,包括每一个地块审批的过程。这个地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初报过来是这样完整的地块,没有公共空间的,但是在建筑审批的过程中结合业主的一些需求,最后我们完善的解决,就增加了两个公共空间出来,然后业主拿到了他希望的。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是公共利益放在前面同时平衡其他需求的过程。

这就是刚才说到的复星大厦,它本来的导则是这样的,希望把这个塔楼,降低做成互联网企业希望的大平层建筑,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新的公共空间的界面。它同意了,退出以后,我们也遵守了这个约定,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但是在城市公共利益的角度,我们就增加了公共空间。这样的例子很多。

复星大厦效果图

也包括腾讯大厦,这个业主方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所以搞了国际招标,招来的方案对建筑设计来说其实违反了原来的导则,但是我们结合新的处理办法就允许它在符合公共利益的条件下有一些突破。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整体的公共化和公示的过程。

腾讯大厦效果图

也包括这个建筑,这个建筑的结果是它把底层全部架空了,然后提供了一个有覆盖的公共空间。这样的话,我们又把它背后的导则关系也统一做了一些调整。

这些单体,我就不一一再去介绍了,这些做法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后续操作,在原来城市设计的状况下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的。

唯品会的三栋大楼,招投标之后希望把楼体放倒,还是大厅层的概念。但这个放倒之后,其实是另外一家单位受益了,因为这是一个街道的转角,正好面临珠江。所以从导则的状况变成现在的成果,包含了土地二次出让、重新招拍挂和导则弹性协商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需要作为总师的团队和政府、和业主方对接的。

唯品会大厦效果图

总体来说,琶洲的案例和前面乔伊•斯刚嘉先生提的八个原则有很多联系,这个联系不是今天特别安排的。2015年的时候在广州开了城市发展大会,我当时在讲这个案例在当时的进展,正讲了一半的时候卡尔索普先生进来了,因为那个会上至少有三个会场他在串着讲。他在上一个会场讲完的时候,进到我们那里面的时候,我正在讲琶洲的实践,他听的下半段。他进来之后比刚才我的批判要强,直指城市规划目前现状的弊端。

我今天这个案例正好跟前面的八个原则有一些东西在本质上对应。但是我们不仅仅是在聊那八条,我们面对的现实太复杂,这个复杂有些是有意义的,有些是没意义的,但是我们都得面对那些复杂,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交流,也希望深圳有更好的机会发展。

我们刚刚经过的这个大楼里,最近一年审批和讨论的案例就足够比西方一两个国家的大厦总量都还要多,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城市更好,我们更加开放的一个海洋城市的概念从这个湾区城市开始做起,谢谢大家!

嘉宾总结

张宇星:刚刚孙一民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他非常详细的工作经历,在琶洲做总设计师的过程中碰到大量的一些经验。我觉得特别有用,实际工作中非常有效。

前面乔伊·斯刚嘉先生分享了八条原则,实际上孙教授把这八项原则再往下细分,我感觉变成了八十个导则,然后要八百次协调会合的吵架,甚至再往下就是八千次的工程细节讨论。这样一个十倍的关系,就是从原则变成导则,再变成工程,最后变成真正使用的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也是城市设计如何从一个宏观传导到微观,甚至传导到一个细节里面的全过程。我认为刚刚孙一民老师给我们讲的,就是如何传导的一整套方法。

我们现在很多同事站在城市设计的某一个阶段,比如说控规或者导则的阶段,如何再往下变成一个真正可实现的工程?这个工程实际上不仅仅是建筑工程,也涉及到大量的行政系统和社会工程,所以特非常感谢孙一民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过程。


注:以上内容均为现场录音整理并且略有删减,未经发言嘉宾校对,请读者仅作参考。


主办单位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海洋局)


承办单位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